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到各级广播电视台的演播间，话筒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喉舌、制造共识的调和器，还是国族想象的催化剂和大众身份认同的柔化剂。
然而，“后真相”时代以来，由话筒所建构的“权威、确定性和中心”的隐喻正在被消解，曾经的革命的红色话筒声音被大众文化的彩色话筒声音取代，那支小小的器物在传播中的角色由“撒播”变为了“对话”。
在视觉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下，由话筒声音所构建的听觉文化和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机制一直未受到重视。
在媒介文化向面，除了“阅读”的中国和“观看”的中国外，“有声”的中国在顶层设计和日常生活中也是重要的呈现形态。
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到各级广播电视台的演播间，话筒，这个小小的技术工具的器物曾经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中充当着多重重要角色，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喉舌、制造共识的调和器，还是国族想象的催化剂和大众身份认同的柔化剂。
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进入“后真相”时代以来，由话筒所建构的“权威、确定和中心”的隐喻正在被消解。
本文拟在传播学视域下，探究话筒声音产生的内在逻辑、意义及流变，分析其在中国媒介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从而梳理出话筒声音的传播与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听觉文化研究提供注脚。
传播学者德布雷认为，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情况是工具性的心理因素，人类的文化历史是由各种技术推动的，“通过具有主导作用的记忆技术，集体心理得到平衡和稳定，成为社会决定性能力的焦点和被统治媒体(或人)的重组中心”1。
不同的符号标记(文字、书写类型、电子、数字)组成不同的信息传承的范畴(媒介圈)，即“话语圈(文字)、图文圈(印刷术)和视频圈(音像)”。2
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使媒介圈出现更替，虽然新兴媒介圈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上一个信息传承的范畴，但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媒介社会转型。从话语圈到图文圈，是媒介社会的第一次迭代。
“在 15 世纪中期，教士团体为印刷术的发明而竞相庆祝，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技术辅助载体，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它会开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认为 19 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带来了共时想象，促成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
1880 年前后，古登堡印刷术的书写垄断被声、光技术打破，留声机和电影的发明使得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被视听媒介技术掌控。
“从 20 世纪初期，广播开始成为现代社会‘重新部落化’的重要听觉途径。广播的历史是通过动用现代听觉手段来划分和动员人群的历史。”4
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从社会学家杜威、米德、库利、戈夫曼等处吸取养分，认为传播的形式可大致分为传递观和仪式观。
所谓传递观是指通过信息传递、影响或调节“扩大对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大人口的影响、控制，与权力有关”，是以控制为目的的空间上的拓展。
而传播的仪式观则是时间维度 上 的“ 共 同 信 仰 的 创 造 、表 征 与 庆 典 ”，是“ 把 传 播 看 作 是 创 作 、修 改 和 转 变 一 个 共 享 文 化 的 过程......对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其核心则是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5
对“仪式”的研究始于人类学，爱德华·泰勒、弗雷泽、涂尔干、格鲁克曼、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都曾对“仪式”进行过深入研究。
与人类学者不同，凯瑞“强调了功能主义‘仪式观’及其社会整合向面，而没太多强调信仰的非理性层面，其背后的社会学基础既有涂尔干的社会实体论，又有杜威的参与式民主观”。6
播音员的革命之声经由肉嗓在话筒前撒播，听觉的共振带来的身体体验是印刷媒体中理性、标准化和克制的文字所无法企及的，起到了聚合群众的情感共振作用，使听众获得强烈的使命感和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情感的冲击与互动，唤醒他们的参与感，并由此将他们纳入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共同体”。7
受训的话筒声音成为一种沟通上(国家)下(普通听众)的媒介，这种声音媒介的呈现和介入在建构听众的生活与时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生活提供秩序和情感抚慰，使人产生归属感和满足感。
葛兰西认为，国家机器除强制性统治之外，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建构。
我国最早对声音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的著作《乐记》中早有记载:“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8
从先秦时期开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上而下的官方声音与“天道”即“权力”相联，具有特殊意义，而“话筒”则为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传递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外国领袖都曾利用话筒(扩音器)进行战时演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政治界把它当作是一个能够扩大视野的讲坛(一个更加有效的传声筒，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线 年代，苏格兰人贝尔德发明电视机后，罗斯福又利用 1939 年纽约世博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机会，成为第一个在电视屏幕上通过话筒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
我国的人民广播开始于 1940 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从那时起便是由播音员通过话筒前的播音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撒播出去。话筒播音可分为“萌芽时期(1940—1949)、探索时期(1950—1956)、停滞时期(1966—1976)、复苏时期(1977—1979)和发展时期(1980 至今)”。10
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精确指出，播音员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和人民的喉舌。
“播音工作就是宣传工作，目的是准确无误地把党的精神传达给听众，同时作为桥梁反映人民的心声，把党的主张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11
“中国的政治传播惯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层级模式......广播里所充斥的是各级播音员训练有素
的非个性化的标准声音，是对抽象的传达本身而非最高领袖本人感性形象的听觉替代。”12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窑洞中的用红布包裹的扩音器，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及各地电视台新闻主播台前的话筒，这个小小的圆柱形器物是权力意志和文化领导权的象征，代表着一元中心的权力意义。在特定的场域中，话筒声音“和权力相关，谁能最大限度地占有话筒，谁就掌握着最高的权力” 13。
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这赋权的话筒声音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
话筒声音的传播机制是通过播音员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语音播报完成的，其中，标准、统一的普通话的使用最重要，因为在以“言文一致”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语音”一直都在发挥其必不可少的特定功能。
彼得·伯克认为:“‘标准化’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可以指趋向语言统一，也可以指遵守某种语言的规则。”14
我国人民播音的开始时间是 1940 年 12 月 30 日，先后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的有徐瑞章、姚雯、萧岩和孙茜四位女同志，她们都能说“国语”(普通话)，有较好的语文和政治基础。
为了保证话筒前声音的纯正和语言的清晰，她们反复练习吐字发音和口腔控制。除了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播读外，话筒前的播音员对“稿件的背景，播出的目的，都很明确，播讲愿望也很强烈，语言是战斗性的，声音是具有穿透力的，播音表达的情感很浓烈”，体现了“人民广播播音的鲜明的语言特色，明
朗、坚定、昂扬向上”。15徐瑞章(播音名“麦风”)用普通话通过话筒反复呼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现在开始播音......”成为人民广播的第一次播音。当时的播音风格类似于政治演说，播音员“播送党中央的文件和党报的社论、文章，介绍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
和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破坏团结、挑动内战的罪行;教育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6徐瑞章回忆第一次播音的情形时谈道:“我们几乎拼出了全身的力气，想
使每句话、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射向顽固派的胸膛!冬天的夜是寒冷的，可是我们播完音的时候，却已经满头大汗了。”17延安的话筒声音“同当时弥漫在中国上空的反动、虚伪、庸俗、没落的声音形成了鲜明对照，代表着中国几万万劳苦大众的心声;体现中国坚定豪迈、堂堂正正的线
延安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王恂在《“XNCR”，我想念你》一文中回忆道:“当时机务班赠给播音室一张贺年卡，上面写着:革命的喉舌:对人民‘循循善诱’，给他们指示出应走的道路;对反对派铁面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恶。”19
新中国成立之时，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在城楼上进行了七个小时的开国大典实况播音。他们站在主席身边，用肉嗓通过扩音器向全世界传递新中国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她升起。参加大会的 30 多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国旗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20
人民共有的目标、信仰和渴望通过播音员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语音以及激情澎湃的情感汇集起来，通过全国实况广播以及地方电台的联播播撒到全国各地。
齐越回忆当年的播音时说:“连续广播 7 个小时，一点也不觉得累。”21“整齐肃立”、“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永远飘扬”等文字意象经由热情豪迈的话筒声音，构建了具有文化展演属性的声音仪式，并将那些无法靠身体相互传递的共识撒播到更辽阔的场域中，进而形成社会凝聚功能。
在经历了十七年的萌芽和探索以及十年停滞时期后，“话筒声音”迎来了复苏和发展。
吴为章认为，停滞时期的广播语言充满了“八股腔”，“文革”后的复苏时期主要是在有声语言表达上进行“降调”，在“拨乱反正”和揭批“”的相关报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播音员齐越对《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在彭总身边》、《巍巍昆仑》 等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长篇纪实作品进行的二度创作，用“饱满的激情、生动的语言表达感染了无数听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节目播出后，大量听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22
“1977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的纪念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上，齐越满怀激情的朗诵使现场许多观众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23
1978 年，中央台播出的《科学的春天》、《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等文章以及文艺戏剧解说都具有较大影响。1980 年 11 月 20 日，齐越、潘捷在、反革命集团公审会上担任宣读证词的播音工作。
“他们的播音准确坚定、稳健庄重、正气凛然，受到了场内外观众的好评。”24
可见，由“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以及“音高、音强、停连、重音、语气和节奏”等元素共同构成的“话筒声音”在现代国家的仪式化传播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情感传播方面具有文字语言无法替代的作用。
英国《牛津词典》于 2016 年 11 月公布了 2016 年度词——“后真相”(post-truth)。该词在 2016年的使用率是 2015 年的 2000%。“后真相”意为:“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25
英格尔斯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指出，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是“共情”。而话筒是传递情感的理想工具，它不仅是技术化的物质产品，更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把言语的在场看成是心灵的体验和意义确定性的保证。
而随着“话筒”这一声音的书写和传播工具被发明，另一种传播方式——“撒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作为传播媒介，话筒“所展现的观点和灵感实质上是一种创造与表达，不单单是某种意愿与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有机体，是我们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线
作为符号的“话筒”不仅仅是意义与沟通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权力技术的工具，类似于布尔迪厄提出的“符号权力”，“媒介凭藉符号资本和话语权力控制、支配传播场，进行权力的实践”。27
话筒存在的场域属于戈夫曼所谓的“台前的谋划”，从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前期准备，到话筒前状态的把控，再到话筒声音的表达，这一系列精心谋划的传播仪式建构着声音的意义。
在传统媒体时代，话筒声音多用“强控制、多连少停的节奏、上山类的语气”构建出意义重大的一元权力中心，其形成机制表现为经过精心“布控”(德赛托)把受众组织到话筒声音的场域中，完成从视觉到听觉的意义建构。
“在电视的流金岁月里，话筒才是电视真正的利润增长点，一个不会制造话筒神话的电视台，注定要被淘汰。”
如今，众多冠以“某某说”的电视栏目你方唱摆我登场，“电视已确定进入话筒时代，本来以‘看’为核心的电视，正在被‘听’所取代。
电子媒介的符号化过程跨入它的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似乎声音而非影像才是电视的本源”。28
而到了“后真相时代”“，字正腔圆”的话筒声音和由其所建构的权力意义尽管依然存在，但却被淹没在万众狂欢与众声喧哗中。
这是因为在消费社会的浪潮下大众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与个体享乐相关的商品及文化符号上，而代表革命、政治的自上而下的撒播工具——话筒声音则不再那么受到关注。
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下，无线、互动、低成本和低门槛的传播方式，使传播主体慢慢的变多元，互联网消解了时间的滞后性，为每一个使用者赋权，普通网民借助“技术赋权”，介入到信息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之中，自媒体的大量涌现和繁荣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生产呈现出个性化、草根化特征，为多元化的诉求提供了传播平台;网民的“丝”心态表现为:不是不想知道真相，而是权力和真相对其已不再重要，这也加剧了对话筒的一元权力的威胁，代表意识形态的权力的声音被身体化的欲望声音所取代。
后现代社会的形态特征是“去中心化”。传统的“权力中心”被消解，权威性被多元性取代。
因此，尽管从央视《新闻联播》到地方民生新闻，再到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解说，作为权力视听化的传统媒体的话筒声音努力践行着“三贴近”原则一再降调，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弱控制、多停少连的节奏、下山类语气指向”
经过互联网赋权的民间“游击战”(德赛托)变成了流动性的权力，权力的中心化状态正在淹没在去中心的散点里。
网络社会化媒体上流传的草根新闻联播中主播台前的仿延安时期的红布话筒，“中国好声音”、“奇葩说”、“超级演说家”中所谓的个性化的声音，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去一元中心化的诉求;而“见字如面”、“朗读者”等节目中凸显的话筒符号形象则表达着与“国家—民族”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不同的日常生活中“小我”的情感诉求，此时的话筒符号成为进入大众文化的入口。
1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5 页。
5 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 28 页。
6 胡翼青、吴欣慰:《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
10 吴为章:《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年，第 72~112 页。
11 姚喜双:《播音主持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227 页。
13 张念:《话筒工场及其神话》，载于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7 页。
14 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5 页。
16 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2000 年，第 14 页。
17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年，第 109~110 页。
18 姚喜双:《播音导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年，第 218~219 页。
19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第 144 页。
20 杨兆麟等:《当礼炮响的时候》，宝文堂书店，1989 年，第 14~15 页。
25 南垣飞雪、胡翼青:《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青年记者》2017 年第 6 期。
26 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 7 页。
27 [法]皮埃尔·布迪厄:《论符号权力》，吴飞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8 页。
28 张念:《话筒工场及其神话》，载于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一辑)，第 16 页。